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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為什么反對“鑄刑鼎”

    新聞來源:馬鞍山日報 發布者:超級管理員 發布日期:2019-03-11 14:49 點擊量:2322 次

 ■陳令申

    在中國法律演進史的初期,曾發生過一場著名的且至今仍不乏現實意義的“大討論”:是否需要把法律公之于眾。率先提倡法律公開,并把這個理念付諸實踐的著名人物是鄭國的子產;23年之后,晉國的趙鞅等人又有同樣的舉動。孔子則提出了嚴厲的批評。子產、趙鞅要把刑法鑄在銅鼎上,讓公眾知曉,叔向、孔子則明確反對“鑄刑鼎”,這就是爭論雙方的基本觀點。

    在2500年后的今天,我們都知道,法律公開是一個基本的法治原則。為什么在中國法律史的源頭,一個小國的政治實踐者(子產)就提出了如此“先進”的法治理念?為什么孔子反而要拒斥這種“先進”的法律措施?有一些教科書把孔子反對“鑄刑鼎”的原因,簡單地歸結為“思想落后、保守,代表了奴隸主階級的利益”,這顯然不足以說明問題的癥結,既低估了孔子的人格,也無助于同情地、語境化地理解孔子的思想傾向。

    按照《左傳》的記載,子產是春秋時期鄭國的政治家和思想家,在鄭國的政治舞臺上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。據說,即使在個人生活中,子產也足以為人楷模。譬如,他遵循各種禮儀,過著具有德性的日常生活,因而獲得了孔子的高度贊賞。但是,作為政治人物,子產心中還有一個致命的隱憂,那就是鄭國的生存危機。在相互傾扎的列國環境里,鄭國雖然歷史悠久,文化古老,卻地域狹小,實力不足,始終處于強大的鄰邦楚國與秦國的威脅之下,危如累卵。身為鄭國政界的中流砥柱,子產的第一要務就是要保障鄭國的生存權。然而,當時的鄭國與其他國家一樣,都處于禮崩樂壞的大潮中:上層的肉食者們相互謀殺,離心離德,沖突不斷;下層民眾也就像一群無頭蒼蠅,漫無目標,一片混亂。在這樣的國內形勢下,鄭國的國力日漸衰敗,社會生產力急劇下降。為了扭轉這種趨勢,子產出臺了多項政治改革措施,其中之一就是“鑄刑書”:把法律刻在銅鼎上,讓法律向所有人公開。根本的目標就在于以統一的法律來重建基本的社會生活秩序,實現由亂而治的轉向。

    獲悉子產推行的這項改革措施之后,晉國政治家叔向很快就派人送來一封信,他在信中指責子產并認為:古代的圣王不制定刑事法典,主要是害怕民眾滋生訟爭之心;民眾若有訟爭之心,必然拋棄傳統的禮義,紛紛引征刑法文本;為了毫末之利,必將爭執不休。這恐怕不是國家長久之征兆。面對叔向的批評,子產在回信中寫道:“僑不才,不能及子孫,吾以救世也”。這就是說,我的才能很有限,不能為子孫后代考慮,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拯救當下的危局。

    沒想到在23年之后,晉國的趙鞅等人又要“鑄刑鼎”,這就引起了孔子的抗議。雖然史書上并沒有記載孔子對子產的批評,但在《左傳》的“昭公六年”與“昭公二十九年”中,分別記載了叔向對鄭國子產“鑄刑書”的批評以及孔子對晉國趙鞅等人籌劃“鑄刑鼎”的批評。把這兩個相去不遠的歷史事件結合起來,我們可以看到那個時代關于是否“鑄刑鼎”的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:子產、趙鞅主張制定并公布法律,叔向(叔向,姬姓,羊舌氏,名肸,字叔向。春秋后期晉國賢臣,公族大夫,是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、外交家。)、孔子反對制定并公布法律。

    為什么孔子反對制定并公布法律?孔子提出這樣的觀點,是堅信自己的“職業倫理”的必然結果。我們也可以說,孔子在恪守“以倫理為業”,這才是孔子的命根子。孔子對于貴族的倫理先鋒隊的信心,強調“倫理先鋒隊”對民眾的領導,類似于真正的政治家對于政治的信心,真正的學者對于學術的信心,真正的宗教信徒對于宗教教義的信心。在一定程度上說,孔子的角色類似于一個布道的宗教領袖。與之對立的子產身處廟堂之高,耳聞目睹的盡是禮崩樂壞的現實,對于當時的“貴族先鋒隊”早已失去了信心;無可奈何之下,只好另辟蹊徑,把建立政治秩序的希望寄托在超越于貴族與民眾之上的法律。這就是雙方各自的長處與局限。

    是否“鑄刑書”、“鑄刑鼎”,表面上看是一個單純的法律問題,深層卻體現了早期法家與早期儒家關于法律、關于國家治理的不同立場。同時,在這個問題的背后,實際上是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對峙,政治家倫理與思想家倫理的分野。如果說子產的選擇,反映了現實主義的、政治家倫理的思維方式,那么孔子的態度,則體現了理想主義的、思想家倫理的思維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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